是进京告御状这种行动，在后代也有，不过名字略有变动，温和了很多，叫做上访。
但不管是告御状还是上访，总之这种事情，古往今来都是处所官最为深恶痛尽的现象，而做这种事的人，也尽不例外被处所官视之为刁民。
高务实前世对于上访群众实在也是颇为头疼的，但好在他当时并不负责招待上访群众这一块的业务，毕竟那个年代好歹有个信访办，又有所谓县长信箱之类的渠道，一般而言不会闹到他们县委往。
后来他到了镇上，由于盘口变小，他又委曲还算是个“有志向”的年轻干部，倒也没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，所以他的群众工作仅限于调剂了几次乡民之间的集体纠纷，并没有闹到群众上访那般严重。
因此，他对于上访这件事，还算看得开，至少会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再说，而不是二话不说先拿人——危机公关实在也是一个优良秘书所要做的作业。
不过很显然，大明朝的官员们大概对于“国民战斗的汪洋大海”没有太多亲身领会，更没有什么危机公关这种意识，所以他们的反响就比较简略粗暴了。
这里要特别插一句：帅嘉谟的这个行动，放在别的处所可能比较惊世骇俗，但若是在徽州，实在还真不算十分特别。
由于徽州这个处所，民风剽悍。当然这个“剽悍”不是说他们跟戚家军最爱好征兵的义乌一样，矿区较多，当地百姓动辄打架群殴，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。
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有回避打官司的偏向，认为打官司不论有理无理，总之都是丑事，而爱打官司的人，则会被当成“刁民”。而历来处所官考评，也总是以“涉讼事少”作为一地民风是否浑厚的重要标准之一。
然而徽州人的做派，就很不和谐，倒是和后代美国人很类似，动辄兴讼，有事没事就爱好对簿公堂，时人形容为“事起渺怒，讼乃蔓延”，并用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词来总结：健讼。
相当于说不仅爱打官司，还特别能打，但凡有点什么事，衙门走起！
高务实听梁梧先容到这里的时候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梁梧只当他是笑话徽州人，也随着赔笑。实在高务实还真不是嘲笑，他只是忽然感到可笑：本来我大明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颇具法治精力的处所？
两人笑完之后，梁县尊持续先容情况：正是由于徽州当地大批的诉讼，让徽州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、讼师，打起官司来唇枪舌剑，在诉状上经常互相攻伐，精彩纷呈。以至于每一任徽州主官，都感到“你们是本官带过最刁的一届刁民”，对此头疼万分，以难治而驰名。
不过究其根源，这民风倒不是明代才造就出来的，实在早在南宋时，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曾经无奈地评价本乡人：“其俗难以以力服，而易以理胜。”——你打我，是不能把我打服气的，有本事咱们**律、摆道理，说得过我，你才是爷。
实在从这个角度说，徽州人这个习惯实在挺“君子”的。
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，于是毅然决然赴京上告，这个做法，是十足的徽州范。
然而不管你这范那范，坏了官老爷的好事，都只能是逝众人范！
徽州府方面，连带其下六县，对于帅嘉谟这个不知逝世活的讼棍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你这厮好不晓事，先前越级上报给应天巡抚、巡按两院，咱们看在海刚峰的面子上，也就懒得计较了，现在海刚峰都走了，你的胆子居然还更大了，敢上京告御状？
再不教训教训你，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！
尤其是，徽州知府段朝宗忽然接到了他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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