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，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。
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麦九千七百石，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；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“人丁丝绢”八千七百八十匹。多交的四千匹，必定是本该其他五县累赘。
关于这个质疑，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成果：
他创造，在乙巳更制中，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，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，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地步，加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地步。这些土地，都重新丈量造册，然后重新盘算征税。
亏欠夏麦、抛荒桑园地步、抄没地步，这三项加在一起，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。每二十四两生丝，折绢一匹，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，与“人丁丝绢”数字相符，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。
在洪武十年、二十四年、永乐十年、成化十八年，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剂。到了弘治十四年，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，从二十四两调剂到了二十两，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，却没有修正过。
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，他的第二招，指向物产。
由于帅嘉谟之前曾提出，歙县明明不产丝，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？
休宁县令考核了一下，创造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、滚绣、下乡几个乡里，本来是有桑园的，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，固然歙县现在不产生丝，但不代表以前也不产——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。
也就是说，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但那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问题，不能推辞给别人。
至于说《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蓝本有桑这件事？休宁县令认为很简略，由于歙县本就是徽州府的治所所在，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，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！
休宁县的第三招，则对准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《大明会典》。
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，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，没写征于歙县？休宁县的解释非常简略，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
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载，没有必要记载到县这么具体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，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，实属荒谬。
休宁县的答复，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五县回击中最锋利的一个。这三招下来，拳拳到肉，招招见血，就算是帅嘉谟已经到案，与他当面争辩，恐怕也会非常棘手。
相比之下，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，申文就写得毫无意义，无非须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不过这也是没措施，由于祁门知县正好开缺，申文是由县丞代理答复，该县丞是个老举人出身，果然还是比不上进士老爷的程度。
前面已经珠玉在前，黟县知县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，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：“歙县那么大，就算减了丝绢税，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往掉一条船而已；我们黟县现在穷得只差当掉裤衩，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，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，当场就要逝世了啊！”
高务实把这些情况说给帅嘉谟一听，帅嘉谟就急了。
他先对高务实这一路的照顾表现感谢，然后恳求提前南下回徽州，跟五县好好论战一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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